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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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盖完在人大的最后一个公章，章的单位名称是：中国人民大学工会计划生育工作委员会。特此证明本人在校期间模范遵守的了党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洁身自好，至今仍然未婚未育：）

      这几天老有人在问我，你怎么看上去一点毕业的感觉都没有？说实话我也答不上来，但这种感觉我还是有的，不过可能和别人不同很多。

     散伙饭的时候，我没有感觉；毕业典礼，我没有感觉；毕业照相，还是没有感觉。

     可是当班长告诉我派遣费（性质类似于遣散费的东东）已经到帐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对派遣这个名字敏感还是窃喜于这笔钱大大的改善了我用于毕业旅游的经费，我突然有了一点毕业的感觉。（大家鄙视我吧呵呵）

     其他项目没有感觉是我对本身就读的专业和院系没有多少感情所致，而最后的感觉却是因为勾起了悠悠四年时光的点滴。

     四年前，我像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第涅一样，怀着成就一番事业混入上流社会的所谓雄心来到这里。

    四年后，当年愚顽不化的我总算找到了人生真正值得追求和奉献的东西，即使让我失去其他，即使让我一生漂泊，我都为在这条道路上能有微薄的收获而感到幸福。

    毕业是commencement，是终点，也是开始。

 

    一条大路笔直通天涯，

    草叶行舟白云做快马，

    心心念念浪子不回头，

    每个脚印都开出一朵花。

   

      日记的三到五册，收入的是其日记的20年代部分。 一个很大的缺憾是，五四运动前后几年的日记没有保存下来。

      刚一回国便“暴得大名”的胡适，虽然享受着于时代机缘和自身努力结合所带来的巨大荣誉，却也有着盛名之下的思想与行为的诸多不自由。他曾经自述自己的个性还是有着“率性”的一面，在这一段时间也曾经有过短暂的率性时间，一个是南游日记一段中与其表妹曹佩声的恋情，我觉得这对于胡适来说可以说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真正恋爱，后来胡本人也承认那是“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可是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主要原因来自于江冬秀的反对，也有着男主角是所谓“大名鼎鼎的胡博士”之故。一次是实在忍不住地一次议政：也就是在《新月》上发表的《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几篇文章，却也引来了极大的麻烦。而更让我觉得感兴趣的是这个过程中所体现的刚成立不久的国民政府所一心厉行的一党专政之一斑。

     此次对于胡适的围剿，先是有报纸上的不知所名”学者“的”商榷探讨“，后来就是“革命群众、忠诚党员”的“义愤声讨”：“我们相信，中国的统治，是需要国民党的统治，救中国的主义，是需要三民主义。我们只有依照一种方针进行。”后来就有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徵向三全会提议严厉处治反革命分子案：反革命分子包含国家主义者、第三党等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是革命的罪人，使主义的蟊贼，真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后来就有《严厉制止学阀之活动案〉，呈请市执委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治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其文中且有”此种人妖，竟见容于青天白日以党治国之宇下，而冒执教育界之牛耳，实予以党义迪启民智完成革命之危机。“可见深文周纳罪名之深，后来的结果自然是党国从善如流，反映群众利益的把他撤职并给与严肃警告等等。

      我想这其中起码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一党专政下处理异见人物的方式，刚成立的国民政府就是如此，后来更是多有延续和发挥。二是近现代中国一以贯之的”革命“话语霸权的作用，而且最要命的是只要党国在”革命“，别人便不可以说三道四，否则便是反党国反革命，便没有存在的正当理由，发展到后来更是不由得你说，若是你胆敢不跟着”党国“（到最后是领袖个人）”革命“（哪怕是慢了一点）也是大罪一桩，足可以为弥天大罪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听了包弼德（Petel Bol哈佛大学教授）的讲座，才知道最近有这么好的论坛，题目吸引我，来的人更吸引我，茅海建、罗志田、狭间直树、黄宇和、郑振满、赵世瑜、朱维铮、巴斯蒂、科大卫。。。。。。算是做了一次学术追星族。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有厚厚的论文资料要好好学习，发言者大都强调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的结合，但是具体如何做又是仁者见仁。印象很深的是朱维铮，有老而弥坚之感。

      具体日程：http://www.hist.pku.edu.cn/uploadfiles/2005/2005-11/200511792652312.doc

     

        唐家璇同志在韩国釜山，庄严地对记者说：我们不怕和美国谈人权，我们要理直气壮和美国谈人权。在凤凰记者的镜头面前，唐家璇同志清楚而振聋发聩的说出了以下的话：“中国的人权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国的人权不怎么样。”

      中共中央１８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９０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他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在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下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坚持党的干部路线，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他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有关部门开展艰苦细致的工作，使一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受到广大干部群众高度赞誉。

 

     他坚决拥护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他在党的十二大上代表中央所作的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鲜明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重大历史任务。他主持和参与主持制定了包括《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外开放的重要文件，努力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为推进改革开放进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十分关心欠发达地区的建设事业，经常深入老少边穷地区，同当地干部群众共商脱贫致富大计，促进这些地区的开发开放。

　　他坚持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注意发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推动科技、教育、文艺、新闻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他热情鼓励年轻知识分子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到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健康成长。
                                                                                                                     ——曾庆红

                                                                                                                    2005.11.18

     最近难得有比较多的时间，决定集中读一段史料。

     研究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颇有心得的谢泳曾经说过：关于这些人物的史料，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其意盖为日记的私人性质甚浓，当更能贴切于历史真实。当然，此说并不绝对，比如很多政治人物的日记或者经整理后日记也多有曲折隐晦之处，须得小心参照对比而慎重采信。

     而这两天读的是胡适日记中的少年部分和留学部分，可以说史料的价值很高，而且记述恰为那个时代同龄人的求学成长，读来亲切可感之余亦可关照自身。

     感想甚丰，择要述之。

     一、上世纪初上海学生界的自治状况令人惊异。《澄衷日记》中多处提到胡本人代表学生与校方的冲突，也可想见当时学界的力量。前读桑兵的《近代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对学生群体在清末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有详尽描述，此段日记恰为极佳参照。

     二、乡情与亲情（爱情）。去国怀乡，本为人之常情。对于上世纪初尚于传统中浸淫极深的留学生恐怕更是如此。日记中所记读书情况多有传统经学，家信中对家道中落遭遇不幸的兄妹也多怀深情。而可能更为后世所探究不休的是此中胡适本人爱情观的变化。在狂狷随性的韦莲司与恭顺孝悌的江冬秀之间，胡于精神上极契前者，而在感情上不舍（不能或是不敢）后者，最终演出所谓“无情人成眷属”和“深情五十年”（参周质平专著）。后来胡适本人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婚姻自由，也和他自己的私人生活之迥异相映成趣。后来蒋介石为之所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可以说是对此的最好描述。这恐怕也是处于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所不可避免的尴尬。

     三、何谓真爱国？胡本人的爱国之情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不但在日记中有多处怀念故国的诗文，还对国家时事极为关切，同时在异国他乡也多次为中国辩护，甚至不惜扭曲部分事实以证祖国之美好。譬如其曾力辩中国女子比之美国更有婚姻自由，此怪论恐怕只有辜鸿铭以茶壶茶杯说娶妾合理可比。但同时，在中日交涉二十一条的紧要时刻，他又发出“致留学界公函”说当时情绪激愤恨不得立即与日本决一死战的大部分留学生们是得了“爱国癫”，而要他们“严肃、冷静、不惊、不慌、安于学业、力争上游”而尽到学生的责任。胡的这种看法和实际行动以后贯彻了其一生。他始终反对激烈的学生运动，甚至号召五四以后的青年们去“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吾人对于胡适的这种爱国苦心当有充分了解，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所该为国家所作。但是这种做法在很多环境下却也面临着有力的挑战，尤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所处的动荡环境和政治干扰，虽然以胡适为中心的一班学人不断奉劝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或者“为你自己争自由，就是为这个民族和国家争自由”，而一方面政治家与日本人不能为学生留下真正读书求学的环境，另一方面蒋南翔的一声“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激昂之语恐怕更能影响热血青年的选择。此种选择对于胡适本人也不得不为时事所变化，如抗战时期其出任驻美大使。同时，胡适的这种见解也为其思想中的不争主义和大同主义所影响，此种思潮在当时美国也正盛行，为总统威尔逊所倡导者。